在英语中，“Catch-22”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用语，代指悖论式困境，即那些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是无法摆脱的困境、难以逾越的障碍。当人们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就会陷入死循环。
这个词来自于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也是其代表作的书名。在中文世界里，它有着同样响亮的译名——《第二十二条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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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军规》剧照
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指如果一个飞行员疯了，他可以获准停飞，但必须自己提出停飞要求。可一旦提出停飞要求，就证明他不是疯子，必须执行飞行任务……这就构成了一个死循环。当然，它不仅仅只有这一条，还代指所有那些荒谬的、带有欺骗性质的暗黑规则，比如飞满一定次数就可以停飞，但无论何时都要执行上司的命令，所以飞行次数一再增加。《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因此被誉为黑色幽默文学的开山之作。
1923年出生的约瑟夫·海勒，今年正值百年诞辰，“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五部曲（百年诞辰纪念版）”也在国内出版，包括《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完美如金》《天知道》《最后时光》。
在疯狂世界里，到底谁是疯子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人公约塞连是一名二战时期的美国轰炸兵。海勒虚构了一个位于意大利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皮亚诺萨小岛美国空军基地，约塞连置身于岛上，也置身于混乱、荒谬和恐惧中，唯一目标就是保命。他面对着战场上的生死一线，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扰。更让他绝望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并非只存在于军队中，而是无处不在。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本质，就是变相的强制，拒绝所有质疑和异议。一个简洁明了的信条被视为合格军人的标准：“年轻军人们应该心甘情愿地为那些向他下命令的年老军人——为他们的理想、抱负和个人特质——献出他们的生命。”
在这种状态下，连提问都是不被允许的。书中提到一个培训班计划，结果“飞行大队司令部很是惊恐，因为一旦他们随心所欲乱提问题，谁知道会捣鼓出什么来。于是卡思卡特上校派遣科恩中校前去制止，而科恩中校成功地制定了一条提问规则……只有从未提过向题的人，才允许提问。很快，来参加培训的就只有那些从未提过向题的人了，于是短训班彻底停办，因为培训从不对任何事情质疑的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个“提问规则”，显然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如出一辙。
许多人认为，人类走出蛮荒社会，所需要的就是制度。但制度也有好坏之分，每个漏洞都有牺牲品被吞噬。“体制化”更是往往意味着对人性的摧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十二条军规》则试图从荒诞的角度印证“体制化”的症结。
许多时候，“体制化”会被包装，海勒讽刺道：“第二十二条军规用的是螺旋式的诡辩。其中各个组成部分，配合得相当完美。这种配合极是简洁精确——优雅得体却又令人惊异，与优秀的现代艺术相仿。”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所有参战的士兵和军官都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从情报室领取地图包；再次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从降落伞室领取防弹衣和降落伞，第三次向机动车辆军官鲍金顿中尉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获准乘坐其中一辆卡车从中队赶往机场。每一步都有一份忠诚宣誓书等待他们签署。从财务军官处领取军饷，从军人服务社领取供给，找那些意大利理发师理发，他们都得签署忠诚宣誓书。”
这当然会制造各种荒诞，对于布莱克上尉来说，“每一个支持他这场光荣的忠诚宣誓运动的军官都是竞争对手，于是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安排策划，力求一步领先。他要争当爱国第一人。其他军官在他的驱策下，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忠诚誓言，这时他便再进一步，要求每一个来情报室的杂种签署两份忠诚宣誓书，接着是三份，终于是四份：然后他又推出表忠心仪式，之后合唱《星条旗永不落》，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对于约塞连来说，“飞行任务”不仅仅是任务，也意味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在残酷战争中，正义被无限淡化，人性被强行压制，个体的生命随时被剥夺。正常人当然希望逃离这一切，但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随时都可以被上级搬出来，消灭所有反抗因子。
《第二十二条军规》书封
所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绝不仅仅是某些人所理解的反战小说，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小说。官僚主义当然有荒诞的一面，但因为掌握着权力，它往往并不在意自己的荒诞，而是为所欲为地对人进行迫害。相比战争，官僚主义更令人绝望。就像书中所言：“第二十二条军规并不存在，对此他确信无疑，但这没用。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而这才是远为糟糕的，因为不存在对象或条文可以嘲笑或批驳，可以指责、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谩骂，啐唾沫、撕成碎片、踩在脚下或者烧成灰烬。”
约塞连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然后又有一批年轻人顶上。这些单纯的年轻人从未上过战场，带着无知的无畏，一心为国捐躯。而在约塞连看来，这显然不是他们的过错，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阵亡，大家就会“成熟”起来，摆脱被忽悠的愚昧，最终像约塞连一样，认清这场战争是何等荒谬。
约塞连是一个敢于反抗的人，他拒绝一再增加、永无止境的飞行次数。他怂恿厨师往饭里加肥皂水，让大家可以拉肚子避免飞行，他会移动作战室地图上的标记，让长官误以为轰炸目标已经被占领，他还会因为一点点小问题要求飞行员返航……当战友战死后，他选择脱去军装，赤身裸体。海勒显然希望借助这种回复自然本真的描写，展示约塞连对自由的认同与渴望，还有这种情绪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违反命令的后果是可怕的。在战争中，平民的生命总被无视，长官会轻易下令炸毁一个村庄，只为了拍出一张好看的航拍照片。约塞连的战友邓巴选择反抗，故意偏离位置扔下炸弹，结果“被失踪”。约塞连非常清楚自己反抗的风险，深知庞大暴力机器的厉害，但他显然是勇敢的。他也有滑头的一面，以无伤大雅的反抗证明自己，让人想到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
约塞连面对的体制化，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延伸，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巨大的悖论背后，是无数的谎言。
钻空子成为“成功者”的唯一途径，米洛作为军务长，在飞行任务中上下其手。他组建了辛迪加，售卖各种物资乃至情报，甚至同时跟盟军和轴心国做生意。连飞行员救生衣里的二氧化碳都被他拿去给军官俱乐部做碳酸饮料，至于底层军人的性命，则根本不被放在心上。也正因此，海勒在书中写道：“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人们在捞钱。我看不见天堂，圣徒和天使，我看见人们利用每一次高尚的冲动和每一场人类的悲剧大捞其钱。”
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来似乎也不难，只需要“把谣言说成真理，把阳痿说成禁欲，把傲慢说成谦卑，把劫掠说成慈善，把偷窃说成礼遇，把亵渎说成智慧，把野蛮霸道说成爱国主义，把残忍说成正义。谁都可以这么做，根本不需要什么智力，也不需要任何道德力量”。反正“对我们应当感到羞耻的事反倒自吹自擂。那是个诀窍，似乎从来没有失败过”。但对于一个有底线的人来说，这真的很难。所以约塞连“在一个成功才是唯一美德的世界，他听任自己失败”。
“第二十二条军规”从未消失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约瑟夫·海勒始终未能写出超越《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品，但他本人显然不这样认为，反而声称“《最后时光》是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加重要、更具创造性的作品。”
作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续作，《最后时光》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使战争结束，第二十二条军规仍然无处不在，如“信息自由法案是一种联邦政府的制度，它要求所有有关机构必须向申请得到信息的任何人提供他们储存的所有信息，只有那些他们不想提供的信息除外”。约塞连所要面对的不再是战争，而是疾病与死亡，还有各种荒诞，其中最惊悚的是总统在打游戏时误将核武器释放。
相比之下，《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更为辛辣，以至于有人称它“太过黑暗，无法流行”，还是“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书之一”。
海勒为《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花费了十三年时光，描述了鲍勃的人生和他的“美国梦”。从表面上来看，鲍勃实现了“美国梦”，他事业有成，是典型的美国中产，生活富足，住着郊区大宅，有优雅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智力低下），还有一个个情人，一切按部就班。但表象之下，他极度苦闷，工作让他筋疲力尽，剥夺了他所有的空余时间，办公室政治让他疲于奔命，家庭生活也让他窒息。鲍勃自己对生活的形容是：“我有一个不开心的妻子需要供养，还有两个不开心的孩子需要照顾。（我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大脑有无法治愈的毛病。他既非开心，也并非不开心，而且我不知道在我们死后他将会怎样。）我有八个不开心的人在我手下工作。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和自己不开心的家属。”
《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封面
所以，鲍勃只能假装自己很幸福，但伪装也随着心境的日益苦闷而愈发艰难。他的精神危机并非个体独有，而是美国中产普遍遭遇的困境。正如鲍勃所言：“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冲突，如今我只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屈辱才能应付过去。”
海勒写作这本书时，正值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他嘲讽道：“历史就像是一只装满了随机巧合的垃圾袋，在一阵大风中被无情地撕开。无论是瓦特和他的蒸汽机，法拉第和他的电动机，还是爱迪生和他的白炽灯泡，想必他们的目的都不是有朝一日造成燃料短缺，从而使得他们的国家不得不受阿拉伯石油的摆布。”原本在阶级向上流动中就遇到瓶颈、很难突破到富人阶层的中产阶层，又遭遇了一夜之间阶层滑落的风险，自然难免迷失。
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痛苦和屈辱，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鲍勃乃至其他人，都没有勇气改变这一切。他们厌倦工作和人际关系，但仍然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失去工作和得罪他人；他们对乏味的家庭生活充满抗拒，但又无法摆脱责任；他们痛恨自己的老去，但又为了维护话语权和位置，对年轻人十分反感……
当然，即使选择远离家庭，单纯追逐事业上的成功，境遇也未必会更好。在《完美如金》中，教授戈尔德厌倦家庭，在获得美国白宫提供的要职后，逐渐远离家庭，试图与妻子离婚，但所谓的成功并未给他带来幸福感，“他这一辈子都讨厌麻烦。他这一辈子都生怕失败。而他现在百般苦恼的原因却似乎是因为这次他可能会成功。”
书中的角色都处于追求成功的路上，并为此抛弃正常的道德观，旁观者则艳羡于这些成功者的“幸福”。可实际上呢？戈尔德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又有何意义，即使当他因为生病短暂失联，也没有人发现他的缺席。
即使是那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也有无助的一面。在各种典籍、传说和艺术作品中，大卫王都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是击杀歌利亚的英雄、出色的军事统帅、统一以色列并定都耶路撒冷的杰出君主，还是诗人与音乐家。但海勒在《天知道》中描述了另一个大卫王：晚年的他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悔恨自己的生命，感叹上帝的遗弃。
约瑟夫·海勒的人生与黑色幽默
约瑟夫·海勒于1923年5月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科尼岛区，父母是俄国犹太移民。他5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哥哥、母亲艰难度日。许多人认为，海勒书中街头式的幽默正是来自这段生活。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诞生，也与海勒的人生有关。1942年入伍美国空军的他，驻防科西嘉岛，曾执行60次轰炸任务，1945年退役。
1979年，约瑟夫·海勒参观布鲁克林的Sea Gate。
早在1939年就由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提出的“黑色幽默”这一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得到了正视与流传。作家尼克举过一个例子来阐释黑色幽默：一个被判绞刑的人在临上绞架前，故作轻松地问“这玩意结实吗？”因此“黑色幽默”也被称作“绞刑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的幽默”，“黑色”有绝望和痛苦之意。它不同于一般幽默的乐观，而是以悲观视角面对死亡与荒诞。
海勒曾说：“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荒谬可笑的，但它又是极度恐怖的，是权力的化身。它不但有强制性，还有欺骗性，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一个个被蒙蔽的士兵成为战场上的炮灰，他们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身处谎言中。即使洞悉这一切，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顺从。即使战争结束，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仍然无法摆脱权力的强制与欺骗。冷战同样是海勒写作的背景，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态势，让人们在政治话题上小心翼翼，全部心思用于逐利。
